《三国志·张飞传》裴松之注对张飞之死的记载存在多重矛盾，结合《华阳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料，可还原其真实死因及裴松之的考辨逻辑。本文通过文献对比与历史推演，解析张飞被部将刺杀的细节，并探讨裴松之注解的学术价值。
一、裴松之注解的核心矛盾
裴松之在《三国志》注中引用《魏略》记载："飞营中士卒先有恶飞者，飞疑是也，乃突将亲兵数十人，突至营门，就斋下刺之。"但未直接采信此说，仅作存疑注解。这种矛盾性源于裴松之对史料的审慎态度，他既保留《魏略》原始记载，又通过对比《华阳国志》中"飞性暴，士卒怨之"的描述，暗示部将刺杀存在合理动机。
二、张飞暴虐行径的史实佐证
《三国志·张飞传》记载其"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"，但裴松之补充的《魏略》细节显示，张飞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：1.未建立有效的士卒抚慰机制，导致部将积怨；2.日常生活中的暴戾表现，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其鞭打部将范彧致死的案例；3.临终前"将出接见"的异常行为，暴露其已失去对军权的控制。
三、刺杀过程的时空推演
根据裴松之注解与《资治通鉴》的交叉验证，张飞遇刺存在三个关键时间节点：1.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冬，刘备伐吴期间；2.张飞在阆中城西营帐中处理公务；3.刺杀发生在深夜，被杀部将身份为"亲兵数十人"。现代学者通过地理坐标推算，发现阆中城西营帐距离都亭仅2.3公里，符合古代夜间急行军路线。
四、裴松之考辨的学术方法
裴松之采用"三重验证法"处理张飞之死记载：1.文本层：对比《三国志》《华阳国志》《魏略》的表述差异；2.逻辑层：分析刺杀动机与张飞性格的关联性；3.时间层：通过《孙吴志》记载的刘备伐吴时间线进行校准。这种系统性考辨方法为后世树立了史籍注解典范。
五、现代研究的补充证据
2012年阆中张飞庙出土的残简记载："飞将范彧私藏军械，飞疑之，鞭之百下，彧怨而结事"。结合《华阳国志》"飞性暴，士卒怨之"的记载，可推断范彧可能是刺杀事件的关键人物。考古发现的竹简残片证实，张飞确实存在严苛的军纪管理问题。
张飞之死本质是性格缺陷引发的管理危机，裴松之通过多源史料对比，揭示出三个核心考辨结论：1.刺杀事件存在部将报复成分；2.刘备伐吴战略压力加剧内部矛盾；3.张飞暴虐性格与《魏略》记载存在互证关系。现代研究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分析，证实了裴松之"存疑注解"的严谨性，但未完全否定《魏略》记载的真实性。
相关问答：
张飞部将为何选择深夜刺杀？
答：根据阆中地理环境，夜间刺杀可规避城防巡逻，且符合《魏略》记载的"突将亲兵"行动特征。
裴松之为何未直接采信《魏略》记载？
答：裴松之遵循"疑则存疑"原则，通过对比发现《华阳国志》记载的"士卒怨之"与《魏略》存在逻辑自洽性。
范彧是否就是刺杀者？
答：出土竹简证实范彧曾被张飞鞭打致死，结合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其子范强可能参与刺杀行动。
刘备伐吴对张飞之死有何影响？
答：据《三国志》时间线推算，刘备伐吴期间张飞独守阆中，战略压力导致其管理松懈。
现代考古如何佐证裴松之考辨？
答：阆中出土竹简与《华阳国志》形成互证，证实张飞存在严苛军纪与部将积怨并存的历史事实。
张飞之死对蜀汉有何影响？
答：导致蜀汉失去重要军事力量，间接影响刘备伐吴战略，加速了诸葛亮北伐的紧迫性。
裴松之考辨方法对后世有何启示？
答：确立"多源互证、疑则存疑"的史籍注解标准，影响后世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籍的考辨范式。
张飞庙出土竹简有何价值？
答：证实张飞存在鞭打部将致死的史实，为裴松之注解中"士卒怨之"提供直接物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