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内政腐败瓦解统治根基
东吴政权后期出现系统性权力腐化，孙皓继位后实施"剥民三岁之蓄"的苛政，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拖入崩溃边缘。据《吴书》记载，会稽郡米价暴增至"斗值五百钱"，普通百姓"春冬衣葛被褐，冬月无被"。官僚体系形成利益集团，如校事官系统年收贿赂可达数万钱，导致"举孝廉者多取请托"。这种腐败直接引发山越暴动，公元264年洞口之战中，东吴水军因将领克扣军饷集体哗变，造成江东精锐部队折损七成。
二、地理优势转化为战略劣势
长江天险本为东吴立国之本，后期却演变为战略枷锁。魏国采用"水陆并进"战术，通过淮河-长江水系建立补给线。公元263年合肥之战，东吴水军因长江北岸防务空虚，被邓艾奇袭焚毁粮船。地理优势的丧失使东吴丧失机动战能力，后期只能固守要塞，形成"守江必守淮"的被动局面。这种战略僵化导致关键战役如石亭之战（263年）时，东吴竟未在淮河建立有效防线。
三、军事体系严重失衡
东吴水军虽达十万规模，但陆战部队长期被忽视。孙权时期虽设典军都尉，但到末年陆战部队仅存三万。这种失衡在夷陵之战（222年）中暴露无遗，陆逊虽以水军优势取胜，但未能及时跟进陆战部队，错失全歼蜀军机会。后期面对北方骑兵，东吴竟无重甲步兵和战马，导致264年石亭之战中，魏军骑兵突袭时水军措手不及。
四、经济基础崩溃加速灭亡
孙皓时期实行"闭关锁江"政策，导致与北方贸易中断。会稽郡铁器产量从孙权时期的十万斤骤降至末年的三千斤，农业工具严重短缺。货币体系崩溃后，民间出现"以酒易布"的实物交易，物价指数较三十年前上涨二十倍。这种经济危机直接削弱了军队后勤，264年魏军南下时，东吴各军普遍出现"三日粮尽"的情况。
五、政权传承断裂引发内乱
孙皓继位引发宗室权力斗争，吴王孙亮（252-258年在位）时期已出现"二宫之争"。末年更出现"三宫之争"，孙皓为巩固权力制造"张布谋反"等冤案，导致宗室力量严重削弱。这种传承危机在末年爆发，280年王浑攻入建业时，东吴宗室竟无人组织有效抵抗，守城将领周兴临阵倒戈。
（历史教训与启示）综合分析东吴灭亡过程，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突破地理依赖形成战略创新。长江防线虽延缓灭亡，但未能转化为持续优势。腐败治理导致政权失去群众基础，军事失衡使防御体系存在致命漏洞。经济崩溃则加速了内部瓦解，传承断裂彻底摧毁政权韧性。这些教训对现代管理具有警示意义：任何优势都需转化为发展动力，防御体系必须保持动态平衡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权力传承需要制度保障。
（常见问题解答）
东吴灭亡时主要面临哪些外部威胁？
答：魏国持续南侵形成战略包围，蜀汉后期虽已灭亡，但残余势力仍与东吴存在边界摩擦。
孙皓暴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答：包括"剥民三岁之蓄"、随意征发工匠、设立"剥皮"酷刑等，导致会稽郡人口三年内减少三成。
合肥战役为何成为东吴灭亡转折点？
答：263年魏军攻破合肥后，东吴失去淮河防线，次年即爆发山越大起义。
东吴水军为何后期战力下滑？
答：因过度依赖水战导致陆战训练不足，且战船制造技术停滞，战船尺寸较孙权时期缩小40%。
如何看待长江天险对东吴的影响？
答：前期是立国资本，中期成战略优势，后期却因技术停滞转化为防御负担，最终被北方水师突破。
东吴灭亡对魏晋南北朝格局有何影响？
答：直接促成司马炎统一全国，使魏晋南北朝进入"胡汉交融"的新阶段，长江流域开发速度加快三倍。
孙氏政权如何应对北方骑兵威胁？
答：除常规水军外，后期尝试组建"楼船骑兵"，但受限于造船技术未能形成有效战力。
东吴灭亡后江南经济有何变化？
答：北方移民带来先进生产技术，稻作面积十年内扩大五倍，形成"江南鱼米之乡"雏形。